第二個星期，開學了，我如釋重負。
學生分到了新的筆記本，手裡拿着削尖的鉛筆，在操場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塵土，三五成群地交談，等待班長的哨聲。
爸爸的車開上那條通向校門的土路。
學校是座兩層的古舊建築，窗戶漏風，鵝卵石砌成的門廊光線陰暗，在剝落的泥灰之間，還可以看見它原來的土黃色油漆。
多數男孩走路上課，爸爸黑色的野馬轎車引來的不僅僅是豔羨的眼光。
本來他開車送我上學，我應該覺得很驕傲――過去的我就是這樣――但如今我感到的隻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虛。
爸爸連聲“再見”都沒說，就掉頭離開。

　　我沒有像過去那樣，跟人比較鬥風筝的傷痕，而是站到隊伍中去。
鐘聲響起，我們魚貫進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後面。
法爾西語老師分發課本的時候，我祈禱有做不完的作業。

　　上學給了我長時間待在房間裡頭的借口。
并且，确實有那麼一陣，我忘記了冬天發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讓它們發生的事。
接連幾個星期，我滿腦子重力和動力，原子和細胞，英阿戰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
可是，我的思緒總是回到那條小巷。
總是想到躺在磚頭上的哈桑的棕色燈芯絨褲，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紅色、幾乎是黑色的皿滴。

　　那年初夏，某個讓人昏昏欲睡的午後，我讓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
告訴他我要給他念一個剛寫的故事。
他當時在院子裡晾衣服，他手忙腳亂把衣服晾好的樣子讓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們爬上山，稍作交談。
他問起學校的事情，問起我在學什麼，我談起那些老師，尤其是那個嚴厲的數學老師，他懲罰那些多話的學生，将鐵棍放在他們的指縫間，然後用力捏他們的手指。
哈桑吓了一跳，說希望我永遠不用被懲罰。
我說我到目前為止都很幸運，不過我知道那和運氣沒什麼關系。
我也在課堂上講話，但我的爸爸很有錢，人人認識他，所以我免受鐵棍的刑罰。

　　我們坐在墓園低矮的圍牆上，在石榴樹的樹影之下。
再過一兩個月，成片的焦黃野草會鋪滿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綿綿，比往年持續得久，到了初夏也還不停地下着，雜草依然是綠色的，星星點點的野花散落其間。
在我們下面，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平頂白牆，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院子裡的晾衣線挂滿衣物，在和風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們從樹上摘了十來個石榴。
我打開帶來那本故事書，翻到第一頁，然後又把書放下。
我站起身來，撿起一個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這個打你，你會怎麼做啊？
”我說，石榴在手裡抛上抛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
他看起來比我記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
怎麼會這樣呢？
皺紋爬上他那張飽經風吹日曬的臉，爬過他的眼角，他的唇邊。
也許那些皺紋，正是我親手拿刀刻出來的。

　　“你會怎麼做呢？
”我重複。

　　他臉無皿色。
我答應要念給他聽的那本故事書在他腳下，書頁被微風吹得劈啪響。
我朝他扔了個石榴，打中他的兇膛，爆裂出紅色的果肉。
哈桑又驚又痛，放聲大哭。

　　“還手啊！
”我咆哮着。
哈桑看看兇前的污漬，又看看我。

　　“起來！
打我！
”我說。
哈桑站起來了，但他隻是站在那兒，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個男人，剛才還在海灘愉快地散步，此刻卻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間。

　　我又扔出一個石榴，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臉。
“還手！
”我大喊，“還手，你這個該死的家夥！
”我希望他還擊。
我希望他滿足我的願望，好好懲罰我，這樣我晚上就能睡着了。
也許到時事情就會回到我們以前那個樣子。
但哈桑紋絲不動，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
“你是個懦夫！
”我說，“你什麼都不是，隻是個該死的懦夫！
”

　　我不知道自己擊中他多少次。
我所知道的是，當我終于停下來，筋疲力盡，氣喘籲籲，哈桑渾身皿紅，仿佛被一隊士兵射擊過那樣。
我雙足跪倒，疲累不堪，垂頭喪氣。

　　然後哈桑撿起一個石榴。
他朝我走來，将它掰開，在額頭上磨碎。
“那麼，”他哽咽着，紅色的石榴汁如同鮮皿一樣從他臉上滴下來。
“你滿意了吧？
你覺得好受了嗎？
”他轉過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淚水決堤，跪在地上，身體前後搖晃。
“我該拿你怎麼辦，哈桑？
我該拿你怎麼辦？
”但等到淚痕風幹，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歲生日在1976年夏天。
這是阿富汗最後一段平靜的和平歲月。
我和爸爸的關系再度冷卻了。
我想這都是因為在我們種郁金香那天我所說的那句愚蠢的話，關于請新仆人的那句話。
我後悔說了那句話――真的很後悔――但我認為即使我沒說，我們這段短短的快樂插曲也會告終。
也許不會這麼快，但終究會結束。
到夏天結束的時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盤子的聲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談，爸爸開始在晚飯後回到書房去，并把門關上。
我則回去翻看哈菲茲和迦亞谟的書，咬指甲咬到見皮，寫故事。
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們保留起來，以備萬一爸爸會跟我要去看，雖然我懷疑他不會。

　　爸爸舉辦宴會的座右銘是：如果沒請來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個宴會。
我記得生日之前一個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請名單，發現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認識――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禮物以祝賀我活過十三個年頭的叔伯姑姨。
然後我意識到他們并非真的因我而來。
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誰才是宴會上的天皇巨星。

　　一連數天，屋子裡擠滿了爸爸請來的幫手。
有個叫薩拉胡丁的屠夫拖來一頭小牛和兩隻綿羊，拒絕收下哪怕一分錢。
他親自在院子裡的白楊樹下宰了那些畜生。
“用皿澆灌對樹有好處。
”我記得鮮皿染紅樹下的青草時，他這麼說。
有些我不認識的男人爬上橡樹，挂上成串的燈泡和長長的電線。
其他人在院子裡擺出幾十張桌子，逐一披上桌布。
盛宴開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爾－穆罕默德帶來幾袋香料，他在沙裡諾區開了一間燒烤店。
跟屠夫一樣，德爾－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羅”――也拒絕收錢。
他說爸爸已經幫了他家裡太多忙了。
德羅在腌肉的時候，拉辛汗低聲告訴我，德羅開餐廳的錢是爸爸借給他的，并且沒有要他還錢。
直到有一天，德羅開着奔馳轎車，來到我家門口，說要是爸爸不收錢他就不走，爸爸這才收下。

　　我想從各個方面來說，或者至少從評價宴會的标準來說，我的生日盛宴稱得上極為成功。
我從來沒有見到屋子裡有那麼多人。
來賓或是手拿酒杯，在門廊聊天，或是在台階上吸煙，或是倚着門口。
他們找到空位就坐下，廚房的櫃台上，門廊裡面，甚至樓梯下面都坐滿了人。
院子裡，藍色的、紅色的、綠色的燈泡在樹上閃閃發光，人們在聚集在下面，四處點燃的煤油燈照亮他們的臉龐。
爸爸把舞台設在俯覽花園的陽台上，但揚聲器布滿整個院子。
艾哈邁德・查希爾彈着手風琴，唱着歌，人們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來賓打招呼――爸爸這麼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亂嚼舌頭，說他養了個不懂禮貌的兒子。
我親了幾百個臉頰，和所有的陌生人擁抱，感謝他們的禮物。
我的臉因為僵硬的微笑而發痛。

　　我跟爸爸站在院子裡的酒吧前面，這當頭有人說：“生日快樂，阿米爾。
”是阿塞夫，還有他的父母。
阿塞夫的父親馬赫穆德是矮個子，又矮又瘦，皮膚黝黑，臉部狹小。
他的媽媽譚雅是個小婦人，神經兮兮，臉帶微笑，不停眨眼。
如今阿塞夫就站在他們兩個之間，咧嘴笑着，居高臨下，雙手摟着他們的肩膀。
他帶着他們走過來，好像拎着他們過來一樣，似乎他才是父親，他們是孩子。
我感到一陣眩暈。
爸爸對他們的莅臨表示感謝。

　　“我親自給你挑選了禮物。
”阿塞夫說。
譚雅的臉抽動，眼光從阿塞夫身上移到我身上。
她微笑着，顯得有些勉強，眨着眼。
我懷疑爸爸有沒有看到。

　　“還玩足球嗎，親愛的阿塞夫？
”爸爸說，他一直希望我跟阿塞夫交朋友。

　　阿塞夫微笑，他甜蜜的笑容顯得純真無瑕，真叫人不寒而栗。
“當然，親愛的叔叔。
”

　　“我記得你踢右路？
”

　　“是的，我今年改踢中場了。
”阿塞夫說，“那樣我就可以多進一些球了。
我們下個星期跟梅寇拉揚隊比賽。
那會很精彩，他們有幾個球員很棒。
”

　　爸爸點點頭：“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也踢中場。
”

　　“我敢打賭，現在你要是願意，也能踢。
”阿塞夫說，他一臉天真地眨眨眼，拍爸爸的馬屁。

　　爸爸也朝他眨眼：“我看你老爸已經把他舉世聞名的拍馬屁技術傳給你了。
”他用手肘碰碰阿塞夫的父親，差點把那個小家夥撞倒。
馬赫穆德的笑聲就像譚雅的微笑那樣虛僞。
突然之間，我在想，也許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害怕自己的兒子。
我試圖裝出一個笑容，但我所能做到的，隻是勉強讓嘴角往上翹了翹――看到爸爸和阿塞夫這麼投機，我的胃翻動着。

　　阿塞夫把眼光移向我。
“瓦裡和卡莫也來了，他們怎麼也不會錯過你的生日。
”他皮笑肉不笑地說。
我默默點頭。

　　“我們打算明天在我家玩排球，”阿塞夫說，“也許你可以來一起玩，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帶上哈桑。
”

　　“聽起來很有趣。
”爸爸說，雙眼放光。
“你覺得呢，阿米爾？
”

　　“我真的不喜歡排球。
”我喃喃說，看到爸爸眼裡的光芒消失了，接着是一陣令人不适的沉默。

　　“很抱歉，親愛的阿塞夫。
”爸爸說，聳聳肩。
他替我道歉！
那刺痛了我。

　　“不，沒關系。
”阿塞夫說，“不過大門随時為你開放，親愛的阿米爾。
不管怎樣，我聽說你喜歡看書，所以我給你帶了一本，我最喜歡的。
”他将一份包紮好的禮物遞給我，“生日快樂。
”

　　他穿着棉布襯衣、藍色褲子，系着紅色領帶，腳上是一雙閃亮的黑色皮鞋。
他身上散發着古龍水的香味，金黃色的頭發整齊地梳向後面。
就外表而言，他是每個父母夢想中的兒子：強壯，高大，衣冠楚楚，舉止得體，英俊得令人吃驚，還富有才華，更不用說還能機智地跟大人打趣。
但在我看來，他的眼睛出賣了他。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穿他虛有其表，有一種瘋狂隐藏在他身内。

　　“怎麼不收下，阿米爾？
”爸爸說。

　　“嗯？
”

　　“你的禮物啊，”他不耐煩地說，“親愛的阿塞夫給你送禮物呢。
”

　　“哦。
”我說，從阿塞夫手裡接過那個盒子，放低視線。
要是我能獨自在房間裡，陪着我的書，遠離這些人就好了。

　　“喂？
”爸爸說。

　　“什麼？
”

　　爸爸放低了聲音，每次我當衆給他難堪，他就會這樣，“你不謝謝親愛的阿塞夫嗎？
他太周到了。
”

　　我希望爸爸别那樣叫他，他叫過我幾次“親愛的阿米爾”呢？
“謝謝。
”我說。
阿塞夫的母親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意識到阿塞夫的雙親還沒說過一句話。
為了不再讓我自己和爸爸難堪――但主要是因為不想看到阿塞夫和他的笑臉――我走開了。
“謝謝你來。
”我說。

　　我從擁擠的賓客中走出來，偷偷溜出那扇鍛鐵大門。
我們家往下兩座房子，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我聽爸爸告訴拉辛汗，有個法官買下了那片地，建築師正在設計藍圖。
現在，那塊地皮是荒蕪的，隻有泥土、石塊和野草。

　　我扯開阿塞夫的禮物外面那層包裝紙，借着月光端詳書的封面。
那是一本希特勒自傳。
我将它扔在雜草中。

　　我倚着鄰居的牆壁，滑坐在地上，隻是在黑暗中坐一會兒，膝蓋抵着兇膛，擡眼望着星星，等着夜晚結束。

　　“你不用去陪你的客人嗎？
”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拉辛汗沿着牆壁朝我走來。

　　“他們不用我陪。
爸爸在那邊呢，你忘了？
”我說。
拉辛汗酒杯中的冰塊叮咚響，他坐在我身邊。
“我不知道原來你也喝酒。
”

　　“我喝酒，”他說，高興地用手肘撞了我一下，“不過隻有在重要的場合才喝。
”

　　我微笑：“謝謝。
”

　　他朝我舉舉杯，喝了一口。
他點起一根香煙，沒有過濾嘴的巴基斯坦香煙，他和爸爸總是抽這種。
“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差點就結婚了？
”

　　“真的嗎？
”我說，想到拉辛汗也結婚，不由微微笑着。
我一直當他是爸爸寡言的知交，我的寫作導師，我的朋友，當他是那個每次到國外旅行總不忘給我買點小禮物的人。
但是丈夫？
父親？

　　他點點頭：“真的。
那年我十八歲。
她的名字叫荷麥拉。
她是哈紮拉人，我家鄰居仆人的女兒。
她像仙女一樣好看，淡棕色的頭發，褐色的大眼睛……她總是這樣笑……我有時還能聽到她的笑聲。
”他晃晃酒杯，“我們經常在我父親的蘋果園裡幽會，總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
我們在樹下聊天，我拉着她的手……我讓你不好意思了嗎，阿米爾？
”

　　“有一點點。
”我說。

　　“那對你無害的，”他說，又喝了一口。
“不管怎樣，我們有着這樣的幻想。
我們會有一個盛大的、夢幻般的婚禮，從坎大哈和喀布爾請親朋好友來參加。
我會給我們蓋一座大房子，白色的，露台鋪着瓷磚，窗戶很大。
我們會在花園裡種果樹，還有各種各樣的花兒，有一個草坪，我們的孩子在上面玩耍。
星期五，在清真寺做過禱告之後，每個人會到我們家裡吃午飯，我們在花園用膳，在櫻桃樹下，從井裡打水喝。
然後我們喝着茶，吃着糖果，看着我們的孩子跟親戚的小孩玩……”

　　他喝了一大口烈酒，咳嗽。
“可惜你看不到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爸爸時他臉上的表情。
我媽媽完全昏厥了，我的姐妹用冷水撲打她的臉，她們對着她扇風，仿佛我用刀子割了她的喉嚨。
要不是我爸爸及時阻止，我哥哥雅拉爾真的會去抓來他的獵槍。
”拉辛汗說，帶着痛苦的笑聲，“我跟荷麥拉對抗着整個世界。
并且我告訴你，親愛的阿米爾，到了最後，總是這個世界赢得勝利。
就這麼回事。
”

　　“後來怎樣呢？
”

　　“就在那天，我爸爸将荷麥拉和她的家人趕上一輛貨車，送他們去哈紮拉賈特。
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

　　“真遺憾。
”我說。

　　“不過這也許是最好的結果了，”拉辛汗說，聳聳肩。
“她會受辱的。
我的家人将永遠不會平等對待她。
你不會下令讓某人替你擦鞋子，而當天晚些時候管她叫‘姐妹’。
”他看着我，“你知道，你可以告訴我任何你想說的事情，親愛的阿米爾，任何時候。
”

　　“我知道，”我惴惴地說。
他久久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他黑色的眼睛深洞無底，隐藏着我們之間一個沒有說出的秘密。
那一刻，我差點就告訴他了，差點把什麼都對他說，可是到時他會怎麼看待我？
他會恨我，而且合情合理。

　　“給你，”他遞給我某件東西，“我差點忘記了，生日快樂。
”那是個棕色的皮面筆記本。
我伸出手指，摸索着它鑲着金線的邊緣，聞到皮革的味道。
“給你寫故事用的。
”他說。
我剛要向他道謝，有些東西爆炸了，在天空中燃起火焰。

　　“煙花！
”

　　我們匆忙趕回家，發現所有的賓客都站在院子裡，望着天空。
每次爆裂和呼嘯升空的聲音，都會引來孩子們大聲尖叫。
每次火焰嘶嘶作響，爆裂開來，變成花束，都會引起人們歡呼，拍掌稱好。
每隔幾秒鐘，後院就會被突然爆發的火光點亮，有紅的、綠的、黃的。

　　在一次短暫的閃光中，我看到永世不會忘記的情景：哈桑端着銀盤，服侍阿塞夫和瓦裡喝酒。
那陣光芒消失了，又是一聲嘶嘶，一聲爆裂，接着是一道橙色的火光：阿塞夫獰笑着，用一根指節敲打着哈桑的兇膛。

　　然後，天可憐見，什麼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