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弄到更多的移民，鄭彩并不覺得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雖然這些年來，鄭氏家族已經向台灣輸送了超過百萬的移民，但是流民依舊到處都是。尤其是1638年到1639年，因為滿清的入寇，楊嗣昌的對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全盤崩解之後，國内的戰亂就越發的不可收拾了。
嚴格說來，在滿清的上次的入寇中，單純軍隊的損失倒不是不可彌補，雖然盧象升的天雄軍的覆滅使得大明又少了一支能打野戰的部隊。但單論大明在各地的軍力，對各地的“流寇”依舊是有非常大的優勢的。無論是陝西的秦軍，還是左良玉或者是關甯軍，對那些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流民軍隊還是能占據上風的。但是，滿清的這次入寇，卻使得大明最為緻命的一個問題爆發了，那就是大明的财政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明朝的崩潰，首先是财政上的崩潰。楊嗣昌的對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實際上就是一次豪賭，是拿大明國庫裡面最後的一點錢進行的一次賭博。結果，雖然重創了李自成他們，但是卻并沒能消滅他們。而在滿清入寇後，明朝軍隊疲于奔命的回援。又消耗了本來就不多的錢财，大片地區又遭到嚴重破壞，又嚴重的破壞了明朝的造皿功能。所以，如今的朝廷，不但無法拿出讓各地軍隊去打擊“流寇”的錢，甚至，就連維系各地軍隊的日常存在的軍饷也完全拿不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崇祯皇帝當然隻能放任各地的駐軍自己想辦法解決吃飯問題。而這必然會帶來兩個嚴重後果。
第一個後果就是軍隊的紀律徹底崩解。軍隊必須依靠自己的暴力去取得錢糧，于是軍隊也就徹底的變成了匪幫。第二個後果就是軍隊越來越私人化，将領們也越來越軍閥化。在大多數時候，朝廷能夠控制軍隊的根本就在于軍隊在經濟上對朝廷的依賴。一旦一支軍隊不再依賴于政府的财政，那政府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徹底的土匪化了大明軍隊，開始通過他們效率更高，也更持久的劫掠不斷的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李自成這樣的“流寇”不同，向左良玉這樣的官軍，在一個地方是輕易不會走的。當李自成打到了某個地方，（李自成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根據地，沒有自己的生産能力，所以他的軍隊的補給全靠所謂的“劫富濟貧”，當然，這個“富”的标準很難說，有時候，隻要你的米缸裡面還有一把米，也能算是“富”）老百姓什麼的還有跑到山上面躲躲，等李自成他們走了再回來的機會（反正李自成不會長時間的呆在某個地方）。但是遇到左良玉，這一招就一點用處都沒有了。所以左良玉們在制造流民方面的效率比李自成要高不少。于是雖然嚴格上來說，李自成也好，重新造反了的張獻忠也好，因為在前一年中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實力還遠遠沒有恢複，活動的頻繁性也不如以前，但是新的流民的産生的速度卻反而比以前要快得多。也正是因為如此，在前一年被打得隻剩下幾十個人的李自成的力量得以迅速的恢複。
如今左良玉前不久剛剛在川東的瑪瑙山大破張獻忠，然後就蹲在了兩湖發财，于是兩湖一帶的流民就綿綿不絕如春水的朝着下江湧來了。
“其實比起我們自己招募，還有一個更省錢的辦法。”鄭彩說。
“什麼辦法？”鄭森問道。
“找左良玉呀。”鄭彩說，“隻要你告訴他，人能賣錢，左良玉就能把整個湖北的人，一個不剩的全賣給你，保證比我們自己招募便宜。”
鄭森皺了皺眉毛道：“這樣雖然可以省一點小錢，但是害的人太多了，長遠來看，不見得是好事情。左良玉這人我聽說過，就是個匪類，平時侵害地方，比流寇還要厲害，要是讓他因為侵害百姓而獲利，卻不是什麼好事。我們如今也不能隻顧着錢。”
鄭彩聽了，笑道：“阿森你真是仁德，隻是我們真這樣做，反倒是救了當地百姓。阿森，你難道覺得我們不和左良玉談這個生意，左良玉他就不侵害百姓了？隻怕得不到錢，侵害得越發的厲害呢。況且阿森你想，左良玉這厮将湖北百姓都逼成了流民，這些流民一要到江浙，我們才會招募他們。這途中千餘裡，一路上該死掉多少人呀。剩下沒死的，到了我們手裡，也要養上好一陣子，還能恢複元氣，才能上船送到台灣或是呂宋。這樣算下來，不但我們花的錢更多，隻怕死了的流民也更多。相反，我們直接和左良玉談好，然後派船到武昌去，裝滿人，這些人還不曾一路漂泊，身體也不至于太壞。我們把他們裝上船，然後順流而下，路上也死不了什麼人，這樣豈不是更好嗎？”
其實鄭森并不是真的不想省錢，隻不過他不太想在明面上和左良玉這樣的家夥扯上太多的關系。在原本的曆史上，因為和東林黨的家夥們勾結在一起，所以雖然左良玉壞事幹絕，但是東林黨的家夥們還是努力的把他洗得白白的。比如說後來東林黨人參與編修的《明史》，在寫左良玉趁着“假太子案”起兵造反的時候，還是努力的編出什麼左良玉本來不打算劫掠九江，是部将自作主張，左良玉還是因此内疚得吐皿而死的什麼的。而在《桃花扇》裡面，左良玉就被刻畫成了大大的忠臣，而把這些亂七八糟全都推給了他當了漢奸的兒子左夢庚。卻也不看看，左良玉在武昌起兵的時候，還順手把武昌屠了一遍呢，燒個九江什麼的，正是左良玉的一貫風格。在鄭森看來，左良玉最後沒當漢奸，隻是因為死得早，要是晚些死，這漢奸怕也輪不到他兒子來當。
這樣一個家夥，在鄭森的計劃裡，将來絕對是屬于要打倒在地，在踏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而鄭森對自己的定位則是一代聖君，怎麼能和這樣的害民賊有勾結呢？就算需要勾結，那也要透過其他人去做。
“東林黨的那些家夥如今正在上蹿下跳的，正是需要錢花的時候，尤其是張溥，這人什麼錢都敢要，而且人脈也廣，他應該能和左良玉也能拉上關系。”鄭森這樣想道，于是便道：“左良玉這人人品不好，見錢眼開，不講信用。而且飛揚跋扈，朝廷對他也多有不滿，隻是還要借重他，所以暫時還動不了他。我家又有錢，又有兵，天然的會受到朝廷猜忌，若是我們和他勾到一起了，朝廷那邊怕是不知道會怎麼想。雖然現如今，朝廷也沒精力多管我們，但是讓朝廷有不好的想法終歸是不太好。所以，我們不能直接和他往來，就算是要和他做着買賣，也最好找個人中間過渡一下。”
這個理由鄭彩倒是很能理解，雖然他也知道如今的朝廷，對于各地的軍頭，其實已經沒什麼辦法了，比如說今年早些時候，左良玉在打敗了張獻忠之後，故意放跑張獻忠，大搞養寇自重什麼的，朝廷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不過多年的積威之下，鄭彩心中對朝廷還是有些敬畏的。這也是這個時代的人的共性，能像鄭森這樣，視大明朝若冢中枯骨的人估計是很少的。
“阿森說得有道理。”鄭彩點點頭道。
“彩叔，這件事情就交給我吧。”鄭森道，“我也正好要到南京那邊走一趟，順便就把這事辦了就行了。”
……
安徽桐城，方以智家。
顧绛呆在這裡已經好幾個月了，自打西班牙人求和之後，顧绛也知道後面短時間應該沒什麼仗可打了，他在這段時間也積累了不少的東西，需要找個地方，也找個朋友一起認認真真的總結一下了。隻是鄭森整日的東奔西跑的見不到人，而無論是在北港還是在安平，在顧绛看來，除了鄭森，就沒有一個真的能讨論學問的人。所以他就幹脆和鄭森告辭，跑到方以智這裡來了。方以智家裡幾代書香，藏書頗為豐厚，本人的學問水平也很不錯。加上桐城這地方讀書的風氣也不錯，想要找個人探讨問題也相對容易。
方以智在離開台灣之後，回家之後，就在當地的士林中大講“天授”，講“進化論”，倒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種思想中有不少的頗為激進的地方，自然就會有很多人不喜歡。一時之間，每日裡都有人找上門來辯論。方以智口才很好，辯才無礙，舌戰群儒倒也不是問題，隻是每日如此，雖然能砥砺學問，但卻也着實讓然勞累。這個時候顧绛來了，方以智倒真是有些喜出望外，因為此後很多時候就可以讓顧绛頂上去，好讓自己偷偷懶，有點時間去研究一下基于“天授”的格物的學問了。
然而沒想到的是，顧绛惹來的麻煩更大。方以智說的大體上隻是天道的運行，很少涉及人事曆史，但顧绛卻不同，他在和人辯論的時候，往往将“進化論”相關的東西拉過來又用上古聖王的各種舉措來相互印證，結果自然是把這辯論從天道轉到了人道甚至是治國之道。這一下子辯論就更為激烈了。加上顧绛這人又有些好諷刺，得理不饒人，結果前兩天差點和方以智的另一位朋友，侯方域侯公子揮起了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