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爸爸已經是加油站的經理，那老闆沒有給他提供醫療保險，而爸爸滿不在乎，沒有堅持。
于是我帶他去聖荷塞的縣立醫院。
有個面帶菜色、雙眼浮腫的大夫接待了我們，自我介紹說是第二年的駐院醫師。
“他看起來比你還年輕，但比我病得還重。
”爸爸咕哝說。
那駐院醫師讓我們下樓去做兇部X光掃描。
護士喊我們進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填一張表。

　　“把這張表帶到前台。
”他說，匆匆寫着。

　　“那是什麼？
”我問。

　　“轉診介紹。
”他寫啊寫。

　　“幹嗎用？
”

　　“給肺科。
”

　　“那是什麼？
”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鏡，又開始寫起來。
“他肺部的右邊有個黑點，我想讓他們複查一下。
”

　　“黑點？
”我說，房間突然之間變得太小了。

　　“癌症嗎？
”爸爸若無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許是，總之很可疑。
”醫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訴我們一些嗎？
”我問。

　　“沒辦法，需要先去做CAT掃描，然後去看肺科醫生。
”他把轉診單遞給我。
“你說過你爸爸吸煙，對吧？
”

　　“是的。
”

　　他點點頭，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來。
“兩個星期之内，他們會給你打電話。
”

　　我想質問他，帶着“可疑”這個詞，我怎麼撐過這兩個星期？
我怎麼能夠吃飯、工作、學習？
他怎麼可以用這個詞打發我回家？

　　我接過那張表格，交了上去。
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後疊起一條毛毯，把它當成禱告用的褥子。
我把頭磕在地面，暗暗念誦那些記不太清楚的《可蘭經》――在喀布爾的時候毛拉要求我們背誦的經文――求求真主大發善心，雖則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
那時我很羨慕那個毛拉，羨慕他的信仰和堅定。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沒有接到電話。
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告訴我說找不到那張轉診單，問我究竟有沒有把它交上去。
他們說再過三個星期，會打電話來。
我勃然作色，經過一番交涉，把三個星期改為一個星期内做CAT，兩個星期内看醫生。

　　接診的肺科醫師叫施内德，開頭一切都好，直到爸爸問他從哪裡來，他說俄國。
爸爸當場翻臉。

　　“對不起，大夫。
”我說，将爸爸拉到一旁。
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來，手裡還拿着聽診器。

　　“爸爸，我在候診室看過施内德大夫的簡曆。
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
他是美國人，遠比你和我更美國。
”

　　“我不在乎他在哪兒出生，他是俄國佬。
”爸爸說，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個肮髒的字眼。
“他的父母是俄國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國佬。
我當着你媽媽的面發誓，要是他膽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斷他的手。
”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從俄國逃亡出來，你懂嗎？
他們逃亡！
”

　　但爸爸一點都沒聽進去。
有時我認為，爸爸惟一像愛他妻子那樣深愛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國。
我差點兒抓狂大叫，但我隻是歎口氣，轉向施内德醫師。
“對不起，大夫，沒有辦法。
”

　　第二個肺科醫師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
阿曼尼大夫聲音輕柔，留着彎曲的小胡子，一頭銀發。
他告訴我們，他已經看過CAT掃描的結果，接下來他要做的，是進行一項叫支氣管鏡檢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塊做病理學分析。
他安排下個星期進行。
我攙扶爸爸走出診室，向大夫道謝，心裡想着如今我得帶着“肺塊”這個詞過一整個星期了，這個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
我希望索拉雅能在這兒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樣，癌症有各種不同的名字。
爸爸患的叫“燕麥細胞惡性腫瘤”。
已經擴散。
沒法開刀。
爸爸問起病況，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嚴重”這個詞。
“當然，可以做化療。
”他說，“但那隻是治标不治本。
”

　　“那是什麼意思？
”爸爸問。

　　阿曼尼歎氣說：“那就是說，它無法改變結果，隻能延遲它的到來。
”

　　“這個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謝謝你。
”爸爸說，“但請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療。
”他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賓斯太太的櫃台上放下那疊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衆場合跟我頂嘴，阿米爾，永遠不要。
你以為你是誰？
”

　　塔赫裡将軍在跳蚤市場提到的雨水姗姗來遲了幾個星期，但當我們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診室，過往的車輛令地面上的積水濺上人行道。
爸爸點了根煙。
我們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車裡抽煙。

　　就在他把鑰匙伸進樓下大門的鎖眼時，我說：“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化療，爸爸。
”

　　爸爸将鑰匙放進口袋，把我從雨中拉進大樓破舊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煙的手戳戳我的兇膛：“住口！
我已經決定了。
”

　　“那我呢，爸爸？
我該怎麼辦？
”我說，淚如泉湧。

　　一抹厭惡的神色掠過他那張被雨水打濕的臉。
在我小時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蓋，放聲大哭，他也會給我這種臉色。
當時是因為哭泣讓他厭惡，現在也是因為哭泣惹他不快。
“你二十二歲了，阿米爾！
一個成年人！
你……”他張開嘴巴，閉上，再次張開，重新思索。
在我們頭頂，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
“你會碰到什麼事情，你說？
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教你的，就是讓你永遠别問這個問題。
”

　　他打開門，轉身對着我。
“還有，别讓人知道這件事情，聽到沒有？
别讓人知道。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憐憫。
”然後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廳裡。
那天剩下的時間裡，他坐在電視機前，一根接一根抽煙。
我不知道他藐視的是什麼，或者是誰。
我？
阿曼尼大夫？
或者也許是他從來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麼一陣，即使是癌症也沒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場去。
我們星期六仍搜羅各處車庫賣場，爸爸當司機，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擺攤。
銅燈。
棒球手套。
壞了拉鍊的滑雪夾克。
爸爸跟在那個古老的國家就認識的人互緻問候，我和顧客為一兩塊錢讨價還價。
仿佛一切如常。
仿佛我成為孤兒的日子并沒有随着每次收攤漸漸逼近。

　　塔赫裡将軍和他的太太有時會逛到我們這邊來。
将軍仍是一派外交官風範，臉帶微笑跟我打招呼，用雙手跟我握手。
但是塔赫裡太太的舉止顯得有些冷漠，但她會趁将軍不留神，偷偷低頭朝我微笑，投來一絲歉意的眼光。

　　我記得那段歲月出現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聽到爸爸在浴室裡呻吟。
第一次發現他的枕頭上有皿。
執掌加油站三年以來，爸爸從未請過病假。
又是一個第一次。

　　等到那年萬聖節，星期六的下午剛過一半，爸爸就顯得疲累不堪，我下車去收購那些廢品時，他留在車上等待。
到了感恩節，還沒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
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現，假雪灑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裡，而我獨自開着那輛大衆巴士，穿梭在半島地區。

　　在跳蚤市場，阿富汗人偶爾會對爸爸的消瘦議論紛紛。
起初，他們阿谀奉承，問及爸爸飲食有何秘方。
可是詢問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體重卻繼續下降。
磅數不斷減少，再減少。
他臉頰深陷，太陽穴松塌，眼睛深深凹進眼眶。

　　接着，新年之後不久，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賣燈罩給一個壯碩的菲律賓人，我在大衆巴士裡面東翻西找，尋找一條毛毯蓋住他的腿。

　　“喂，小子，這個家夥需要幫忙！
”菲律賓人焦急地喊道。
我轉過身，發現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
”我大喊，“來人啊！
”我奔向爸爸。
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濕了胡子。
他眼珠上翻，隻見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們湧過來。
我聽見有人說發作了，另外有人說“快打911！
”，我聽見一陣跑步聲。
人群圍過來，天空變得陰暗。

　　爸爸的泡沫變紅了，他在咬自己的舌頭。
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說我在這裡爸爸，我在這裡，你會好的，我就在這裡。
好像如此這般，我就能減緩他的病痛，讓它們不再煩我爸爸。
我感到膝蓋一片潮濕。
爸爸小便失禁了。
噓，親愛的爸爸，我在這裡。
你的兒子就在這裡。

　　那個白胡子的大夫頭頂油光可鑒，把我拉出病房。
“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掃描。
”他說。
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燈箱上，用鉛筆帶橡皮擦的那頭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圖片，好像警察将兇手的大頭像展示給罹難者的家屬看。
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腦看起來像個胡桃的切面，點綴着幾個網球狀的灰色陰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轉移了。
”他說，“他必須服用類固醇，以便縮減他大腦裡的腫塊，還得吃抗中風的藥物。
我建議做放射線治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

　　我說我明白。
我已經熟悉癌症的相關術語了。

　　“那就好，”他說，看看他的尋呼機，“我得走了，不過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給我打傳呼。
”

　　“謝謝你。
”

　　那天晚上，我徹夜坐在爸爸床邊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診室擠滿了阿富汗人，有紐瓦克來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時的工程師。
他們紛紛走進來，語調沉痛地向爸爸表達他們的敬意，祝福他盡早康複。
那時爸爸已經醒了，他虛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過了一半，塔赫裡将軍和他太太也來了。
索拉雅跟在後面，我們對望了一眼，同時将眼光移開。
“你好嗎，老朋友。
”塔赫裡将軍說，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輸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
将軍回以微笑。

　　“你們不應如此麻煩的，你們大家。
”爸爸呻吟着說。

　　“這不麻煩。
”塔赫裡太太說。

　　“一點都不麻煩。
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麼嗎？
”塔赫裡将軍說，“什麼都行，請把我當成你的兄弟。
”

　　我記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說起普什圖人的事情。
我們也許頭腦頑固，我知道我們太過驕傲，可是，在危難的時刻，相信我，你會甯願在身邊的是普什圖人。

　　爸爸在枕上搖搖頭：“你能到這裡來已經叫我很高興了。
”将軍臉現微笑，捏捏爸爸的手。
“你怎麼樣？
親愛的阿米爾？
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

　　他竟然那樣看着我，眼中充滿慈愛……“不，謝謝，将軍大人。
我……”我喉嚨一哽，淚水止不住掉下來，沖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燈箱邊上哭泣，就在那兒，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兇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門開了，索拉雅從他的病房走出來。
她站在我身邊，穿着灰色的長衫和牛仔褲。
她的頭發傾瀉而下。
我想在她懷裡尋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爾。
”她說，“我們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卻拿不出什麼主意。
”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

　　“你需要什麼嗎？
”

　　“不。
”我擠出微笑。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這是我們第一次碰觸。
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臉上，眼睛上，然後任她抽走。
“你最好還是回到裡面去，不然你爸爸會出來找的。
”

　　她笑着點點頭，“那我回去。
”她轉身離開。

　　“索拉雅？
”

　　“怎麼啦？
”

　　“我很高興你來了。
這對我……意味着一切。
”

　　隔了兩天，他們讓爸爸出院。
他們請來一位放射線腫瘤學專家，遊說爸爸接受放射線治療。
爸爸拒絕了。
他們試圖讓我也加入到遊說的行列中去。
但我見到爸爸臉上的表情，對他們表達謝意，在他們的表格上簽名，用那輛福特都靈将爸爸帶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發上，身上蓋着一條羊毛毯。
我給他端來熱紅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後，輕而易舉地将他扶上來。
他的肩側在我手中感覺就像鳥兒的翅膀。
我把毛毯拉到他的兇膛上，那兒瘦骨嶙峋，膚色很差。

　　“需要我為你做些什麼嗎，爸爸？
”

　　“不用，我的孩子，謝謝你。
”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辦點事情，如果你身體還撐得過去的話。
”

　　“什麼事？
”

　　“我想你幫我提親，我想你到塔赫裡将軍家裡去，向他提親。
”

　　爸爸的幹嘴唇綻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樹葉上的一點綠色。
“你想好了嗎？
”

　　“我從來沒有這麼清楚過。
”

　　“你仔細考慮了嗎？
”

　　“當然，爸爸。
”

　　“那把電話給我，還有我那本小筆記本。
”

　　我眨眨眼：“現在？
”

　　“不然還等什麼時候？
”

　　我微笑：“好的。
”我把電話給他，還有爸爸用來記錄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電話号碼的本子。
他找到塔赫裡的号碼。
撥号。
把聽筒提到耳邊。
我的心髒在兇口怦怦跳。

　　“親愛的雅米拉？
晚上好。
”他說，他表明身份。
停下。
“好多了，謝謝你。
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謝謝了。
”他聽了一會兒，點點頭，“我會記住的，謝謝。
将軍大人在家嗎？
”停下。
“謝謝。
”

　　他的眼光射向我。
不知何故我直想發笑，或者尖叫。
我的手握成拳頭，塞在嘴裡，咬着它。
爸爸輕輕哼笑。

　　“将軍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
将軍大人，我打電話來，是想問，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訪你和塔赫裡太太，有件很榮譽的事情……是的……十一點剛剛好。
到時見。
再見。
”

　　他挂上電話。
我們看着對方。
我突然笑起來，爸爸也跟着加入。

　　爸爸弄濕頭發，将其朝後梳。
我幫他穿上幹淨的白襯衫，替他打好領帶，發現領口的紐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間多出了兩英寸的空間。
我在想當爸爸逝去，該留下多大的虛空。
我強迫自己想别的。
他沒逝去，還沒有，今天應該想些美好的事情。
他那套棕色西裝的上衣，我畢業那天他穿着那件，松松垮垮挂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厲害了，再也不合身了。
我隻好把袖子卷起來。
我彎腰替他綁好鞋帶。

　　塔赫裡一家住在一座單層的平房裡面，那一帶是弗裡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
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頂，還有個圍起的門廊，我看見上面有幾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車，再溜回車裡。
他倚着副駕駛座的車窗：“回家去吧，過一個小時我打電話給你。
”

　　“好的，爸爸。
”我說，“好運。
”

　　他微笑。

　　我驅車離開。
透過觀後鏡，爸爸正走上塔赫裡家的車道，盡最後一次為人父的責任。

　　我在我們住所的客廳走來走去，等待爸爸的電話。
客廳長15步，寬10步半。
如果将軍拒絕怎麼辦？
要是他讨厭我那又如何？
我不停走進廚房，查看烤爐上的時鐘。

　　快到中午的時候電話響起。
是爸爸。

　　“怎麼樣？
”

　　“将軍同意了。
”

　　我松了一口氣。
坐下，雙手顫抖。
“他同意了？
”

　　“是的。
不過親愛的索拉雅在閣樓她的房間裡面，她想先跟你談談。
”

　　“好的。
”

　　爸爸對某個人說了幾句話，接着傳來兩下按鍵聲，他挂了電話。

　　“阿米爾？
”索拉雅的聲音。

　　“你好。
”

　　“我爸爸同意了。
”

　　“我知道。
”我說，換手握住聽筒。
我在微笑。
“我太高興了，不知道說什麼。
”

　　“我也很高興，阿米爾。
我……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

　　我大笑：“我知道。
”

　　“聽着，”她說，“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
一些你必須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麼。
”

　　“你必須知道。
我不想我們一開始就有秘密，而且我甯願親口告訴你。
”

　　“如果那會讓你覺得好一些，你就告訴我吧。
但是它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

　　電話那端沉默了好久。
“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跟一個阿富汗人私奔了。
那時我十八歲……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們同居了将近一個月。
弗吉尼亞所有的阿富汗人議論紛紛。
”

　　“最後爸爸找到我們。
他站在門口……要我回家。
我歇斯底裡，哭喊，尖叫，說我恨他……”

　　“不管怎樣，我回家了，并且……”她在哭，“對不起。
”我聽見她放低話筒，擦着鼻子。
“對不起，”她又開始了，聲音有點嘶啞，“我回到家裡，發現媽媽中風了，她右半邊臉麻痹……我覺得很内疚。
她本來不會這樣的。
”

　　“過後不久，爸爸就舉家搬到加利福尼亞來了。
”跟着一陣沉默。

　　“你和你爸爸現在怎麼樣？
”我說。

　　“我們一直有分歧，現在還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
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
”她停頓，“那麼，我所說的讓你為難嗎？
”

　　“有一點。
”我說。
這次我對她說了真話。
我不能欺騙她，在聽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後，說我的尊嚴毫發無傷是假的，畢竟我從來沒把女人帶上床。
這讓我非常為難，但在讓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經想了好幾個星期。
而每次到最後，總是回到同一個問題：我憑什麼去指責别人的過去？

　　“你很為難，要改變主意嗎？
”

　　“不，索拉雅。
沒那麼嚴重。
”我說，“你無論說什麼，都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我想娶你。
”

　　她又哭起來。

　　我妒忌她。
她的秘密公開了，說出來了，得到解決了。
我張開嘴巴，差點告訴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對他說謊，把他趕出家門，還毀壞了爸爸和阿裡四十年的情誼。
但我沒有。
我懷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裡都比我好得多。
勇氣隻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