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為标調離米脂縣，升遷到京城，在米脂縣引發了很大的震動，陝西各地知縣，本就不受待見，能夠升遷為從六品的州衙同知，就算是很不錯了，有背景之人，誰會願意到陝西這個貧瘠之地來，崇祯元年陝西各地出現流寇、澄城縣知縣張鬥耀被流寇斬殺之後，諸多官吏更是談及陝西色變，若是有人被派遣到陝西或者是遼東為官，那一定是得罪了朝中某位大人，遭受到排擠，讓你到這些地方來吃苦了。
京官與地方官絕不一樣，就算是京城之中某些所謂的清水衙門，就算是同一品階的官員，京官的身份也要高貴很多，譬如說都察院正七品的監察禦史，和地方上七品的知縣比較，那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人家監察禦史外派為官，要麼就是直接到巡撫衙門，或者布政使司，要麼就是到府衙，甚至可能直接被任命為正四品的知府，知縣則絕無這種可能。
盧為标離開米脂縣，縣丞暫時代行知縣之職責，這種所謂的代行職責，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縣丞畢竟是八品官，而且絕大部分都是舉人的功名，升任知縣幾無可能，所以做事情輕不得重不得，要知道地方上的關系錯綜複雜，各種利益關系糾纏其中，所謂在其位謀其政，名不正言不順的事情，本來就不好做，要是出現了什麼問題，縣丞吃不了兜着走，肯定是要吃虧的，所以這種代行知縣職責的事情，最好就是順其自然，什麼事情都不管，除非出現了非要處理的重大事情。
縣丞不管事，這對于吳帆徽來說，是絕好的機會，在馬鞍山村落戶的所有人，在這期間全部都落實了戶籍，上了小黃冊，其戶籍上注明是吳氏家族的護衛，或者是下人，這些人有了正式的身份，就可以出入縣城了。
吳氏家族在這段時間，力量開始逐漸發展和顯露，有前任知縣大人的贊譽，有縣衙的公告，沒有人敢小看吳氏家族，縣城之中的其餘四大家族，除開賀氏家族的态度尚不是特别明朗，其餘三大家族，毫不猶豫的朝着吳氏家族靠攏。
最為明顯的變化，還是家族出面調解糾紛的事宜，這實際上就是家族的權力，誰的權力大力量大，誰就能夠在調解之中做主，直接做出決定，糾紛的雙方不管是服氣還是不服氣，都必須要遵照執行。
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尋常百姓是不會到縣衙去打官司的，那可能意味着破财，意味着被敲詐，縣衙裡面的官吏，包括衙役，可不是吃幹飯的，所以平日裡的糾紛，雙反都是找到德高望重之人幫忙調解或者決斷，這種決斷或者調解，很多時候比官府的決斷都有威力。
縣城之内糾紛調解的事宜，以前幾乎都是賀氏家族出面，現如今吳氏家族開始出面，而且縣衙的态度也是微妙的，就連代行知縣職責的縣丞大人，好幾次都說起吳氏家族調解民間糾紛的事情做的很好，為官府減輕了很多的負擔，的的确确是為官府幫忙出力。
有了如此的前提，吳帆徽這段時間可沒有閑着，他終于做了一件自己看來是早應該做的事情，也讓内心稍微安甯了一些。
原來居住在馬鞍山村吳氏家族的不少人，淪落為流民，這些人曾經朝着葭州和綏德州等方向流浪，不少人在流浪途中喪命，一部分人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回到米脂縣，當他們回到馬鞍山村的時候，發現這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土地和房屋全部都歸吳氏家族所有，大部分的窯洞都整修好了，地裡也種下了春小麥。
這些人懇請吳帆徽收留他們，畢竟他們走投無路，若是繼續做流民，那就是死路一條。
吳帆徽收留了這些人，而且将部分的土地劃撥出來，讓這些人負責耕種和管理，畢竟他麾下缺乏耕種土地之人，如同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軍戶制度，吳帆徽是完全不贊同的，軍人就是軍人，職責是保家衛國，國家就應該承擔軍人的軍饷，要求軍人種地就是本末倒置。
吳緬清也同意吳帆徽的決定，盡管原來馬鞍山村吳氏家族的那些人，都是遭遇到排斥的，祖先也有話語留下，不得讓這些人認祖歸宗，可這都是上百年的時間過去了，還是死死守着祖先的話語，等于死守教條，明顯不合适了，而且這樣做也明顯是損害了吳氏家族的利益。
通過和縣衙的官吏接觸，吳帆徽還知道了另外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朝廷下發了《保民訓要》，要求各地嚴格執行，這個所謂的《保民訓要》，其實就是對保甲法的加強，其加強了村鎮耆老和裡正的權勢，要求他們嚴格管轄村鎮的戶籍人口，禁止人員随意流動，總體說來，《保民訓要》是對百姓更加嚴格的管控。
《保民訓要》據說是順天府府尹劉宗周提出來的，其提出的原因是陝西大量出現的流寇，以及後金鞑子入侵關内導緻大量人員遷移，這些都導緻村鎮耆老和裡正對人口戶籍管理失控，府州縣衙門更是無法弄清楚情況。
盡管沒有看到《保民訓要》的内容，但吳帆徽對大名鼎鼎的劉宗周卻産生了不好的看法，劉宗周可謂是明末的大儒，對儒學研究有着非凡的成就，其提出的慎獨觀點，就算是幾百年之後，還是存在不小的影響，也被證明是加強個人修養的最好理論之一。
可就是這樣一個大儒，卻提出了比保甲法更加嚴厲的《保民訓要》，試圖将百姓牢牢圈禁在本村本鎮，試圖通過《保民訓要》來消除流寇，消除狼煙四起的土匪，這豈不是緣木求魚，不可能有絲毫的效果嗎。
當然目前的情況之下，想要劉宗周提出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北方的災荒，解決流寇和土匪的問題，那也是不實際的。
因為知縣尚未到任，米脂縣沒有強力推進《保民訓要》，其實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延安所轄各地，基本都不可能推行《保民訓要》，一方面大量百姓淪落為流民和饑民，不少人加入到流寇隊伍之中，另外一方面，大規模的饑荒依舊在各地蔓延，沒有得到絲毫的緩解，讓莊戶人家留在本村本鎮，那就是要他們活活的餓死。
吳帆徽知道，這個《保民訓要》在北方和中原等地根本就無法徹底推行下去，最終會淪落為一紙空文，不過皇上和朝廷肯定不會想到，他們拿來嚴格管控百姓的《保民訓要》，倒是成為了府州縣衙門某些人斂财的又一個工具了。
府州縣衙門的戶房，可以從嚴格管理戶籍人口的角度出發，重新開始對人戶的清理，一些想着解決戶籍的人，通過賄賂，就可以趁着大清理的時間落戶，過去所做的一切事情和曆史，都随着重新落戶而購銷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令行禁止成為一句空話。
也是因為新任的知縣尚未到任，吳帆徽從縣衙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讓他最為吃驚的還是府州縣衙門巧立名目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賦稅，而這些賦稅的承擔者，就是貧瘠的百姓。
譬如說延安府衙，在流寇出現的時候，就開始征收了所謂的安甯費，而當朝廷派遣大軍前往陝西剿滅流寇的時候，巡撫衙門接到了府州縣衙門糧草告急的文書，為了解決大軍的開銷，設立了剿滅費。
細細算起來，各種巧立名目征收的賦稅，多達十餘項，且這些賦稅的總額，遠遠超出了朝廷規定的賦稅，而且各級衙門在征收賦稅的時候，首先就是征繳地方确立的諸多賦稅，接着才是朝廷規定的賦稅，萬一征收的數額不夠，那就再次寫奏折叫苦，說是地方上遭受了災荒，根本就無法征收到足夠的賦稅，反正法不責衆，各地方都是如此，朝廷也不可能懲戒某一個人。
更加可惡的是，因為陝西大規模的災荒，朝廷實際上已經免除了不少地方的賦稅，這是皇上下旨明确的，但各級衙門充耳不聞，依舊征收賦稅，讓走投無路的百姓，最終選擇了暴動，選擇了造反。
這些事情，縣衙裡面那些資深的吏員是知曉的，畢竟絕大部分的事情都要依靠他們做，不過這也是絕對保密的事情，不能夠讓百姓知道，據說澄城縣知縣張鬥曜被流寇斬殺，也是因為強行征收賦稅的事情，而且一些本不該流露出去的消息也散布出去了。
穿越快兩年的時間了，吳帆徽終于知道了背後不少的東西，盡管他與前任知縣盧為标之間的關系算是不錯的，可盧為标壓根都沒有說到這些事情，若不是盧為标高升到京城去，很多的事情他還是不會知曉，僅僅憑着曆史書籍的記載，很多事情是不明确的。
看來流寇的出現，不僅僅是天災，這裡面還有人禍，老百姓的确是老實的，要不是被壓榨的幹枯了，要不是走投無路了，要不是心中的怒火被徹底點燃了，他們是絕不會造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