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許多知識分子去了港台或海外。蘇青卻固執地留了下來，對友人的邀請她一一謝絕，說自己的家在上海、根也在上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也報了名，想通過學習在新政權裡謀一份新的職業。

　　鑒于她的“曆史問題”，文化局沒有錄取她，後來還是夏衍出面說項，蘇青才得以進入學習班。

　　蘇青有着深厚的國文功底，畢業後就被分配到了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此後的幾年年，蘇青兢兢業業，創作了很多優秀的越劇劇本，如《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和黛玉》等。

　　1954年5月，由蘇青編劇的《屈原》首演，演員獲獎了，音樂獲獎了，偏偏劇本沒獲獎，因為“蘇青”這個名字實在讓劇團覺得尴尬。更具黑色幽默的是，蘇青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300多場，場場爆滿，創下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

　　已經到了不惑之年的蘇青少了昔日的傲氣，默默接受了生活帶給她的一切，曾經風頭無兩，何必在乎現今點滴浮名？在敏感的時代，什麼都是浮雲。可惜收斂性格并沒給她帶來好運，她在改編曆史劇《司馬遷》時，為更好地塑造司馬遷的形象，真誠地寫信向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讨教。接着，1955年爆發了“胡風事件”，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有人在賈家發現了蘇青的那封信，蘇青因此受到牽連，被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

　　等到查清她的确與賈植芳隻是在做學術上的探讨，在監獄待了一年半的蘇青才被放出來。

　　接下來的曆次運動，蘇青更是飽受折磨，她失去了工作，疾病纏身卻無錢看病，向自己的幾個孩子求助，對方卻與她劃清界限。蘇青的大女兒李崇孟生活在溫州，從小是祖父母養大的，對蘇青感情較冷漠；二女兒李崇善，蘇青很不喜歡她，心情不好時經常拿她當出氣筒。李崇善對母親也沒有好感，成年後到國外讀書，再也沒回來。

　　三女兒李崇美與蘇青很親密，一直跟在母親身邊。蘇青唯一的兒子李崇元十幾歲就被迫離開母親，在外地當工人接受“再教育”，“文革”晚期才回到上海擺地攤。

　　蘇青一天天衰老，身邊隻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孫，祖孫三人擠在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子裡相依為命。

　　每當女兒去上工，小外孫上學，就隻有她一個人在家，扶着支離的病體，侍弄幾盆花草，消磨殘年。這時她幾乎和外界隔絕，平日裡來看望她的，隻有當年《女聲》半月刊（1932年，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夫人王立明所辦）的主編王伊蔚老人。

　　蘇青也常寫信給她，語句落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成天卧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開了。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侶。我并不悲觀，隻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喚。我病很苦，隻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也許上蒼可憐這個亂世才女，蘇青步履維艱地挺到了上世紀80年代。1981年，病中的蘇青最大的心願隻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書”的《結婚十每》，有個忠實的讀者出高價複印了一冊送給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等多種病症的蘇青，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皿，帶着深深的遺憾走完了自己的69個春秋。

　　她曾在《歸宿》中說：

　　三十年後，青山常在，綠水常流，而我卻魂歸黃土……總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書“文人蘇青之墓”，因為我的文章雖不好，但我确是寫它的，已經寫了不少，而且還在繼續寫下去，預備把它當做終身職業，怎麼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也許将來有人見了它說：哦，這就是蘇青的墳嗎？也許有人會說：蘇青是誰呢？――是文人，她有什麼作品？待我去找找看。雖然那時我已享用不到版稅了，但我還是樂于有人買書的……什麼地方是我的歸宿？我真正的靈魂永遠依傍着善良與愛。

　　蘇青身後蕭條，火化時，僅有幾個子女與親人在場。三年後，她的次女崇美和小外孫去美國，帶走了她的骨灰盒。

　　張愛玲的作品被後世研究者從故紙堆翻出來的時候，人們才蓦然發現，當年的上海灘，還有一個才女名嫒，叫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