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女生 鴛鴦蝴蝶夢:民國名媛往事

·與前夫的牽扯·

  徐志摩揮一揮衣袖就走了,陸小曼與王赓的故事還沒完。

  1932年“一・二八”淞滬之役,粵系的十九路軍和中央系的第五路軍在上海與日軍苦戰三十餘天後,忽然匆匆退出淞滬,撤至第二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
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日寇以數師之衆,自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于三月一日夜将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

  然而民間卻流傳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認為在南市一帶負責指揮的王赓旅長,急着要到禮查飯店會晤他的前妻陸小曼,而且帶着軍用地圖就撞入了“公共租界”,結果被跟蹤而來的日本特務當場活捉。
軍用地圖的機密為日軍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

  對此,著名愛國将領蔣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中提及:“敵增加兵力後,我軍召開軍事會議。
王赓以稅警團旅長身份與會,散會後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當時在會場上散發的)。
王當晚跑到租界,被日軍偵知,将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文件。
第二天,日本報紙吹噓俘虜十九路軍旅長王赓雲雲……當時上海戲劇、文化界曾編排‘王赓獻地圖’一劇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

  “王赓獻地圖”鬧得滿城風雨,北平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以“五石”的筆名寫了一首《後鴛湖曲》,載于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報》,大大譏刺王赓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丢失地圖之事,全詩頗長,最後幾句雲:一月拒倭方雪恥,忽然退走東南傾。
退兵隻為輿圖失,虛實安能教敵悉。
卻向香巢訪玉人,未防鷹隼攫來痰。
才知女寵原禍水,破國亡家皆由此。

  俨然把陸小曼當紅顔禍水,一時間,舉國上下諷刺如潮,又将陸小曼推到風口浪尖上。

  王赓自從跟陸小曼離婚後,一直不得志。
他先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參謀長,孫傳芳被北伐軍打垮後,又轉投唐生智,可惜這些軍閥都是拿王赓充門面,并未重用。
1930年,财政部部長宋子文成立稅警總團,用于緝私征稅,因為宋是留美出身,所聘指揮官都有美國軍校背景,稅警團嚴格按照西式軍制演練,很快成了一支強悍的部隊。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為了抗拒日本軍人和浪人的橫蠻侵略,在閘北地區跟他們打起來了,警衛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都趕過來支持。
在上海的稅警團聞風而動,編制該為隸屬八十八師的獨立旅,王赓任旅長。

  中日部隊交戰一個多月後,一天傍晚,王赓騎着一輛摩托車穿過了外白渡橋,進入公共租界,随即被日本特務逮住。
傳說王赓随身帶有守軍戰線配置的地圖和文件,一并落人了日軍手中。

  王赓為何在戰事焦灼的時候離開呢?

  對于這件事,後來陸小曼在1961年寫了文章澄清。
她說當時外界謠傳她避難于禮查飯店,但其實她因病纏綿床笫,已在四明村卧病好幾個月。
她說王赓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去,是要找他在西點軍校同班的一個美國同學――位炮手,請教為什麼由他指揮打向日本總司令部的炮,老是因為一點小差錯而不能命中目标的問題。
此行并非私會陸小曼,“卻向香巢訪玉人”完全是污蔑。

  陸小曼說:“……因為當時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們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
王赓的主要目的,是想讓捕房工作人員将他手裡的公事皮包扣留下來,因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緊文件,不能落在日軍手内。
……捕房内的中國人就答應将皮包代為保藏。
外界流傳的帶了作戰地圖去投日本人這句話,就是因此而起。
又加上在他被捕後沒有幾夫,日軍就在金山衛登陸,所以外邊的流言便更多了。
事後不久就由美國領事館向日軍将他要了出來,由中國政府加以監禁、審訊。
由于各種的證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證件,才算查清了這件案子,始予釋放。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羅家倫也曾談道:“在淞滬戰争的時候,有許多将領,尤其是廣東将領在戰場上打得疲乏的時候,常常溜到租界裡去享受一番,這幾乎是很普遍的現象,他們認為日本軍隊不會在租界裡采取任何激烈行動,王赓便是抱着這種心理的一個人……外面人說(劫去的)皮包裡有軍事地圖,可是據軍事方面有關人說,皮包裡隻有一本支票和若幹名單,并無軍事地圖。
真相如何,自然我們無法确定,說他去獻地圖是決不會的,假定他要出賣軍事秘密,在當時租界裡有的是門路,決不會做得這樣笨。
至于他的行動不檢點,敢于如此的輕舉妄動,真是絕無可恕。

  羅家倫認為王赓到公共租界去的動機是“貪圖享受”,與陸小曼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據莫雄(時為稅警團總參議,王赓出事後接總團長)在《淞滬抗戰中的稅警團》一文說,王赓此行之前曾與宋子文密談過,可能是肩負某項重大使命,而非如傳言所說是去“跳舞”或與小曼重拾舊歡。
莫雄還說,王赓回到總團後,在寝室内清出大堆軍事絕密文件,如我軍作戰方案、比例圖,敵我雙方的兵力配置圖等,悉數交給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國領事館回訪“西點軍校”同學。
莫雄問何事,王答“過兩天你會明白”,堅不吐實。

  可惜衆口铄金,當時對“王赓獻地圖”可說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日可殺”的地步。
面對強敵,其實“總撤退”早已進入了淞滬守軍将領們的議事日程。
十九路軍的宿将丘國珍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寫道:“總撤退……其叢然性則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不過,這責任應由誰負之,此當待後世治史者之評論……”

  不管王赓是不是真的獻過地圖,都絕不能對淞滬之役的終局産生任何決定性影響。
隻是當時國情堪優,國民政府先是丢了東三省,現在上海也被日軍侵犯,仗打得不盡人意,總得找個人出來背黑鍋,王赓與陸小曼便成了不幸的替罪羊。

  後來國民政府通過美國施壓将王赓救了出來,為了平息民憤,又把王赓送上軍事法庭,裝模作樣審判幾場,先是要槍斃,後來宋子文力保,接着随便安了個罪名關了一年多才放出來――這次劫難嚴重戕害了王赓的身心,自此也不再跟陸小曼聯系。
1942年宋子文再次急招王赓去美國,并在外交事務上協助他時,有資料說“王赓已病弱不堪,醫生也竭力勸阻,但他那強烈的責任感還是驅使他上路了。
在赴美途中他死于開羅”。
終年僅47歲――極可能成為一代将星的超級軍事人才,就這樣被糟蹋了――而他昔日的下屬孫立人将軍,正帶着由稅警團擴編而成的新一軍,與“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兄弟們在緬甸戰場打得小日本鬼哭狼嚎!

  陸小曼豔名太盛,害了王赓兩次一前一次是結婚,這一次便是“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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