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1）

　　海上絲綢之路自古有之，秦時有徐福東渡日本，帶去了數千童男女和“百工”的同時，也帶去了中原的桑蠶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因此，日本人尊徐福為“蠶桑之神”。漢時則有了對東南亞的往來記載，《漢書地理志》裡曾保留了這樣一段史料，其意大緻如下：自漢朝日南障塞和徐聞、合浦等地，都可以與海外各國進行貿易，其航海經過之處有都元國（今蘇門答臘東北部），邑盧沒國（緬甸勃固附近），谌離國（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達夫甘都盧國（緬甸的卑謬，唐骠國）又航行道黃支國（印度南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國（約今斯裡蘭卡）；回程時經過宗皮（新加坡西邊），然後到日南郡最南邊的象林縣才結束航程。

　　三國時也有很多關于同日本和朝鮮交往的記載。近來更有人指出，海上絲綢之路始自距今千多年前的南诏地區，其路線大緻是：大緻是從四川、湖北的酉水船運到湖南的沅水，再經沅水船運到貴州的鎮遠，然後經“馬幫”馱運，經貴州、雲南、緬甸、印度到達西域各國。可見，中國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早已獨立有之，并非陸上絲綢之路的“衍生品”，隻是在路上絲綢之路被阻斷以後，海上絲綢之路才顯得更加的興旺罷了。

　　海上絲路起源雖早，但真正發展起來，形成規模，卻是本朝開國以後。秦漢至隋朝以前應該說是陸上絲路的黃金時期，這條溝通歐亞大陸的交通線，在曆史上對東西方商業、文化的交流曾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陸上交通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是西域一帶常常被遊牧民族截斷，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帶的戰争頻繁不斷，控制權經常易手，一旦中原政權失去對河西走廊的控制權，路上絲綢之路馬上就會被阻斷。而這樣的事情層出不窮，最終将貿易的主導權讓位給了海路。

　　高宗總章年間，薛仁貴平定天山一帶，路上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安西四鎮的設立，就是為了保護絲綢之路的安全。然而，處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屢屢對安西四鎮進行襲擾，屢屢攻陷安西四鎮，使得絲綢之路斷斷續續。最為嚴重的是，睿宗年間，吐蕃攻陷安西四鎮，完全切斷了絲綢之路，直到武則天年間王孝傑收複安西四鎮，這條道路才重新打通。安史之亂以後，這條道路就再也沒有連通過。

　　自此，海上貿易進入自己的繁榮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用擔心被敵人阻隔，沿途經過的國家和地區，沒有任何一個有實力和天朝對抗，尤其是那些桀骜不馴的遊牧民族，再也無法威脅到天朝的貿易通道。而且，海上絲綢之路還有個特點，就是成本低，利潤高，民衆可以大量的參與，這樣就極大的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旺。

　　安史之亂以後，天朝也開始積極鼓勵海上貿易，重點建設廣州，自從劉晏以後，廣州的财稅收入，就逐漸上升，最終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黃巢起義遍及全國，破壞非常嚴重，唐廷的收入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真正受到緻命打擊的，乃是黃巢占領廣州以後，唐廷的财稅一下子去掉了十之六七，苦不堪言。

　　從海上絲路的貿易範圍來看，唐朝時期海上絲路的範圍已經覆蓋東亞，東南亞，南亞以及東非。其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唐代中期以後，中國擴大了與波斯灣之間的遠航，并開辟了通向東非的航線。到了唐朝中期，随着大食定都于巴格達，中國通向波斯灣的航線出現了新的突破。高仙芝在中亞戰敗以後，唐廷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也積極的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唐順宗時期，當朝宰相、地理學家賈耽在他的《廣州通海夷道》中，詳細記錄了中國海船從廣州，穿過馬六甲海峽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線西行至波斯灣，最後抵達大食首都巴格達的航程。他還記錄了從波斯灣沿阿拉伯半島通向東非海岸，以三蘭(今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為終點的另一條東非航線。這些從前人寫的《酉陽雜俎》和杜環《經行記》中也可窺一斑。

　　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往來早已有之，至唐朝時期仍然往來不絕，且有加強的趨勢。唐朝時，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很多，從山東半島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帶的揚州、楚州，都有他們的足迹；日本前後數十次次派遣唐使來中國，最多時人數超過五百人，“名義上是朝貢，實質上是以貢品換取中國賞賜的絲綢為主要目的”，兩國的貿易交往已開始使用貨币，足見其交往之甚。與此同時，同東南亞及南亞諸國的貿易，也因波斯灣航線的取道而興盛。

　　從海上絲路的規模來看，單就貿易的數額來說，據推測也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數目。到唐朝後期，廣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從船運數量上來看，每年來廣州的船舶數量不定，少者有二三十艘，一般的有四十來艘，大曆五年（770年）到廣州貿易的大小蕃船，竟達四千餘艘。如每艘裝載量為五十噸。則此年廣州外貿貨物的吞吐量即達二十餘萬噸。在這個年代，這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随着海上貿易的興盛，貿易商品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波斯商人從東非、東南亞運來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及動植物，交換中國的絲、瓷、紙、大黃等物品。唐代南诏通過交通線同緬甸交流的貨物有氈罽、缯帛、**、琉璃罂、琥珀、光珠、瑟瑟、海貝等。新羅與唐朝之間的貿易很興盛，從中國運往朝鮮的有各種金屬工藝品、絲織品、高級袍服、茶和書籍，由朝鮮使節贈送唐朝的有金、銀、人參、毛皮等。唐朝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主要是輸出絲綢、瓷器、銅鐵，輸入白銀。

　　沈若依娓娓道來：“海船出了長江口向北，日本是最重要的停靠點，那裡盛産白銀……”

　　劉鼎頗有些半信半疑，自言自語的說道：“日本出産白銀？”

　　沈若依說道：“是啊！日本出産白銀，你不知道嗎？”

　　劉鼎搖搖頭，他還真的不知道。

　　日本不是個資源貧瘠的國家嗎？居然還盛産白銀？

　　事實上，有唐一代，日本和天朝貿易中，最重要的貨物就是白銀。當時的日本，的确愚昧落後，甚至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天朝對于日本的認識，也處于混沌狀态。白銀是他們唯一拿得出手的東西，也是天朝唯一能夠接受的東西，每次日本遣唐使踏上天朝的土地，攜帶的最多的就是白銀。

　　當然，日本人也知道白銀是個好東西，就這樣送給天朝，他們也不舍得，于是偶爾間，他們也會提出一些反對意見。但是白江口大戰以後，日本人明白自己遠遠不是天朝的對手，日本也徹底淪為大唐的附屬國，對于大唐的政策不敢有絲毫的違背，其市場（或許不能叫市場）完全對唐朝開放，白銀也就源源不斷的流出。

　　海上貿易商人之所以如此積極的開拓日本市場，實在是被白花花的銀子蒙住了眼睛，銀子畢竟要比銅錢更加的引人注目，天朝的商人們都趨之若鹜。由于登州、膠州、萊州等地瀕臨日本，中間的航線很短，天朝主要的海上貿易航線，都從這裡出發。當時這裡的對日貿易非常興旺，完全壟斷了這個行業，如果不是戰亂，江南商人還分不上份呢，

　　随着安史之亂的爆發，各地節度使群起割據，相互攻讦，登州、膠州、萊州、海州等地的港口都受到破壞，部分的貿易額才漸漸的被江南搶走。其實江南地區和日本、新羅等地的貿易，還不到一百年的曆史。不過也正因為新，所以吸引了很多商人。當時有傳言，日本遍地都是白銀，隻要船隻到了那裡，就可以盡情的往回搬。陸琪玉家族訂購的海船，就是專門用來跑日本、新羅兩地的。

　　劉鼎明白過來，若有所思的點點頭，自言自語的說道：“難怪。”

　　敢情顧陸兩家争的，不是兩艘船，而是兩個聚寶盆啊！

　　沈若依繼續說道：“其實啊，傳言都是假的，日本航線雖然利潤豐厚，可是如果時機不對，說不定也會虧本的。日本時不時都會爆發戰亂，如果靠岸的時候剛好遇到戰亂，那就麻煩了。”

　　事實上，除了戰亂之外，日本和新羅的民衆數量畢竟少，也貧窮，消費能力很低，不能滿足海上貿易的需要。對于貿易商人來說，日本經常陷入戰亂，是他們非常最苦惱的事情，這次遇到并建立貿易關系的日本人，沒準下次返回的時候，就已經變成鬼魂了，他所占據的地盤也都換了主人，一切又要重新來過。此外，還有些戰敗的日本人，架着小船在海上流浪，專門打劫來往的商船，對過往的商船也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日本的天皇呢？”劉鼎忽然問道。

　　“什麼天皇？”沈若依不解的說道。

　　劉鼎皺眉說道：“就是他們日本國的皇帝啊！”

　　沈若依很費勁的說道：“我知道日本國的皇帝，不過，好像他們的皇帝和我們的皇帝不同，不管事，不起作用。我以前聽父親說過，每次日本遣唐使到來的時候，我們都以為他們是日本皇帝派來的，可是最後才發現，原來不是，其實都是日本皇帝手下的人派來的，有的是有實力的大名，有的是權臣。至于日本皇帝叫什麼名字，長什麼樣子，天朝從來都是不知道的，以前據說有個日本皇帝叫做嵯峨，會寫天朝的文字，還會作詩，可惜天朝也沒有人見過他。”

　　劉鼎神色古怪的說道：“原來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