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潮激發誘導着廬隐，她被自己的才氣憋得難受：我常常覺得心裡梗着一些什麼東西，必得設法把它吐出來才痛快。後來讀文學概論，文學史，裡面講到文藝的沖動，我覺得我正有這種沖動，于是我動念要寫一本小說，但是寫什麼呢？對于題材，我簡直想不出，最後決定還是寫我自己的生活吧。

　　她躲在圖書館裡開始着手創造，幾天後整出了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隐娘小傳》，可謂開山之作，後來她覺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不願人們識其内心世界，并以“廬隐”作為她的筆名。

　　《隐娘小傳》大部分是用文言文寫成，也僅限于朋友間傳閱，影響并不大。後來她讀了幾本短篇小說，覺得長篇小說結構穿插難，還是先寫短篇為好。她寫了一個短篇，戰戰兢兢地去請教某位文學教授，不想那哥們兒給了她當頭一棒：“你也想寫小說嗎？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這篇東西就不像小說，我看還是不寫吧！”廬隐一氣之下，把稿子給撕了。難過了好幾天，她又壯着膽子又寫了一篇《一個著作家》。這是一篇歌頌純真愛情、揭露金錢社會的力作。某大戶人家的女子愛上了一個碼字的哥們兒，兩人在愛情與面包的旋渦中苦苦掙紮，後來女主人公病死，著作家則用破瓶子刺破心頭，流着鮮皿，呼喊着情人的名字，表達了對社會的抗議。

　　這篇小說很快被茅盾相中了。

　　那是1921年，茅盾、鄭振铎創建“文學研究會”，廬隐通過大哥兼老鄉鄭振铎認識了茅盾，也加入了該會，登記的序号是13，屬于第一批會員，也是首批21位會員中唯一的女作家。茅盾剛接編改組後的《小說月報》，見到廬隐的小說，稍微修改後便将其發表。

　　首戰告捷，大大鼓舞了廬隐的創作自信，由此正式開始了她的文學生涯：“從此我對于創作的興趣濃厚了，對于創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的藝術”，提倡寫實主義，探讨人生的意義，反對封建禮教。廬隐在她的創作生活中，一貫遵循此主張。她認為，作品應該含有時代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幾乎全是寫實，如描寫不甘醉生夢死的青年人苦悶的《海濱故人》，集中描寫農家女悲劇的《一封信》，表現赤手空拳的愛國學生被毒打的《兩個小學生》，反映紗廠女工悲慘生活的《靈魂可以賣嗎》，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餘淚》，以及《時代的犧牲者》、《一幕》和《房東》等短篇，雖然結構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觸及了社會的各個黑暗角落，這樣的作品，在當時并不多見。

　　茅盾在《廬隐論》裡所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隐是第一人。”

　　在大學裡，廬隐一共寫了幾十萬字的短篇小說、散文和遊記，在文壇已經小有名氣。

　　大學畢業前夕，全班同學為了籌款去日本，廬隐與幾個好朋友自編自演新戲，公演後不僅賺了錢，還得到了公衆普遍的好評。她們從日本到朝鮮，又到奉天、大連、天津，一個月的奔馬似的遊覽生活，頗有收獲。

　　回到學校，寫了畢業論文，拿了文憑，大學三年宣告結束。

　　在文學上取得成績的同時，廬隐的愛情果實也慢慢成熟，她無可救藥地迷上了有婦之夫郭夢良。

　　郭夢良告訴廬隐，自己已有家室，當時為了湊一筆學費，不得不娶了某富紳的女兒，與妻子談不上愛情。

　　廬隐陷入兩難的困境，她在《海濱故人》中，盡情地宣洩她的彷徨：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麗的顔色足以安慰自己，誘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殘了，葉枯了，人家棄置，自己憎厭，花木不能躲過時問空間的支配，人類也是如此……戀愛不也是一樣嗎？不是和演劇般，結局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呀！并且愛戀的花，總是襯着苦惱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靜一輩子呢？

　　廬隐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離開郭夢良，可又禁不住郭夢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會，橫卧在一張大床上聊天，廬隐征求朋友們的意見：“我倒沒什麼問題，……就是郭夢良不忍抛棄無辜的妻子。”三個好友幾乎衆口一詞：你要慎重考慮啊。

　　家人得知廬隐愛上了有婦之夫後，也紛紛責備，這下徹底激發了她的叛逆，竟向郭夢良堅定地表示：“隻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

　　廬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與郭夢良以“同室”的名義結婚，這一驚人之舉震動了文壇乃至社會？“同室”屬于啥性質？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于現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廬隐根本不在乎别人怎麼評價她。然而新婚的歡樂是短暫的，婚後，廬隐與郭夢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親，與郭的發妻同住在一間屋檐下。自尊心極強的廬隐這才體會到尴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緻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歎：“……過去我們所理想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愛，隻應天上有，不在人間。……回鄉探視，備受奚落之苦，而郭處之泰然。俊英，此豈理想主義者之過乎？”憤懑之情，盡在字裡行間。

　　悲哀的是，廬隐的母親因女兒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許是覺得對女兒有所虧欠，當初廬隐執意與林鴻俊訂婚，她做了讓步，為成全女兒，甚至将私蓄2000元托親戚之名資助林鴻俊上大學。到後來廬隐鬧退婚，她也沒說啥。如今女兒竟下嫁一個有婦之夫，老太太備受親友、街鄰的冷嘲熱諷，無地自容，不得不遷回老家，終日郁郁寡歡，不到兩個月便告别人世……母親去世，廬隐狠狠哭了一場，幾個哥哥卻很難原諒她，與她的關系一度僵硬。

　　廬隐在福建夫家難以待下去，在她的堅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後郭夢良忙于自己的事業，創辦上海自治學院，研究人生哲學，編輯《人生觀大論戰》，忙得回家都沒時間，無法陪伴廬隐。

　　廬隐幾乎成了一個标準的家庭主婦，每日被瑣事纏繞，女兒出世後，她在緻程俊英的信中大歎苦經：“我現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鹽，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細算。營養不良，我們身體都欠佳。啊，這就是人生！”

　　愛情也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美好，廬隐喜歡在小說中表露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後的多篇小說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歎婚姻帶來的失望情緒。

　　《前塵》中的女性主人公結婚三天後就開始不滿足，傷心流淚中“覺得向往結婚的樂趣，實在要比結婚實現的高得多”；《何處是歸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消磨人了”；《勝利以後》更是用大段的議論直接否定結婚的意義：“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從前以為隻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度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嘗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實的支配……”一步選錯，步步都錯。更大的不幸随即降臨了，郭夢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積勞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個月大的女兒郭薇萱留給了廬隐。

　　面對滅頂之災，廬隐硬撐着把郭的靈柩護送回福建，與郭的父母及發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個月，她攬鏡自憐：“我常自笑人類癡愚，喜作繭自縛，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類。”郭的前妻對她并不壞，隻是婆婆太刻薄，處處刁難，連晚上點煤油燈都要遭到惡罵，廬隐實在無法忍受，便帶着孩子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滿是幽怨。

　　為了生活，廬隐于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